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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用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日期:2017年09月10日 来源:《服务外包》杂志 作者:舒朝普

  “目前,中国信用建设已经驶入快车道。”在9月9日举行的“国际合作信息、信用系统建设研讨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副司长孙学工指出。

  近年来,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和推进力度建设完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谈到信用问题,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

  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发布;2016年,关于信用联合奖惩、重点领域诚信建设、实名登记制度等6个高规格的对信用建设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改革性文件先后印发。

  随着社会各界对信用服务和信用监督需求的日益迫切,在政策指引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掀起了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的热潮。

  “可以说,国家层面信用建设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完备。”孙学工说。

  中国信用建设驶入快车道

  在孙学工看来,得益于各部门各地方的共同努力,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一是建立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使每个自然人、每个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了唯一的身份标识,可以将有关信用记录记于其名下。

  二是建立了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平台已联通39个部门、所有省区市和37个市场机构,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约65亿条,推动解决部门之间信用信息“孤岛”问题。

  三是开通了“信用中国”网站,归集发布各地方、各部门可向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并提供“一站式”查询服务,网站日访问量已突破600万人次。

  四是建立了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60多个部门已经签署了4个联合激励备忘录和23个联合惩戒备忘录,旨在增加失信成本,提高守信收益。

  五是推动政府部门与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合作,通过创造政府需求,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目前已在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物流、企业债券、创业投资等领域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参与行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国合信用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陈文玲指出,中国已经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现在首要的是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尤其是中国的软竞争力。但在配合“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大数据和信用建设还存在差距。

  “大数据时代如何将信用数据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出?如何实现政府信用数据的公开、有效、增值?信用是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如何借助信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立体的互联互通,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陈文玲说,国合信用研究院开展的相关研究和国诚信公司开发的相关系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国合信用管理及应用平台,是以信用为核心,信息为手段,而建立的信用管理和应用一体化网络服务平台。包含了信用中央数据库、政务诚信管理及应用平台、城市信用管理及应用系统、行业信用管理及应用平台、企业信用管理及应用系统等平台和系统。将和地方政府一起,共同构建信用互联网,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文件精神,实现信用数字化、数据产业化,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信用大数据服务支持,促进城市产业经济发展。

  据介绍,为推动各级政府、企业深度、国际组织等相关主体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综合网络系统服务,国合信用研究院和国诚信公司已经开发完成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信息化平台及系统。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央数据库,国际产能合作网、重点项目库系统、五通服务平台等10个平台和系统构成,是城市和企业开展国际合作重要的抓手。

  中国愿深化国际信用建设合作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局面。但是在这些瞩目成果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问题。解决问题、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正需要重视信用和信息化的作用,信用和信息化建设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都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陈文玲表示。

  在孙学工看来,信用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积极推进国内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中国愿与各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市场机构等一同合力推进信用建设。

  一是建立对话合作长效机制。中国与各方政府部门、信用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之间可以建立多层次的信用合作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合作互信,达成合作共识。可以推动成立国际信用体系建设合作联盟,共同制定信用合作实施措施,整合开发信用信息资源,促进成果共享。

  二是建立信用相关法律制度研讨机制。目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信用法》、《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办法》都已经形成初稿,正在研讨完善中。希望可以学习借鉴国外制度经验,取长补短,不断优化。同时,也希望中国与世界加强法律制度研究交流,从而促进在信用法律法规、征信机构监管、数据标准规范、文化观念方面的趋同,更加便于今后信用合作的开展。

  三是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信用信息共享是信用应用、信用合作的重要前提。可以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市场机构信用信息的共享条件、范围和程度等,积极探讨信用信息共享的方式、途径等,在合法、安全的基础上,推进信用信息的跨国流动,这将有助于判别有关市场主体信用状况,防范信用风险,服务跨国经贸和投融资活动的信用信息需求。

  四是建立联合奖惩机制。目前,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联合签署了27个联合奖惩备忘录,旨在构建“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的信用奖惩大格局。例如,在进出口方面,我们对被认定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实施减少查验、提供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等激励措施,使守信者获得更多便利;对被认定为进出口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实施加大查验力度频次、限制招投标、资金支持等惩戒措施,使失信者付出更高代价。从实践效果来看,联合奖惩制度成效显著,对遏制失信、鼓励守信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们也期待探索联合奖惩的跨国实施。

  五是加强信用服务机构的跨国合作。信用服务机构在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应当注重培育发展征信、评级等信用服务机构,鼓励中国与世界信用服务机构加强有效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市场化方式增进信用信息互通和信用产品互认。

  孙学工认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国合信用研究院建立的政务诚信管理平台,为城市政府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提供了事前风险识别、事中监管预警、事后联合奖惩的网络化便捷应用服务,必将成为政务诚信管理的重要支撑平台。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合信用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石勇认为,将大数据、信息化这些手段运用到信用、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等建设等场景中,是个非常好的构想。

  在石勇看来,大数据是数字化生存时代的新型战略资源,是驱动创新的重要因素,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潜力和创新空间。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国际产能合作,但只有通过大数据分析,才能准确了解哪些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哪些企业值得引进来,引到哪里来,我们的产能能够与哪个国家合作、合作到哪个程度。大数据同样能够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科学决策的作用,对社会信用体系从地方到中央的数据归集提供了信息化解决方案,通过大数据决策可以进一步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进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增强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石勇说。

  石勇表示,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过程中,要想使用好、发挥好信息化的作用,只有以信息化平台为中心,筑起一条“数字化丝绸之路”,用信息化打通各个关键节点,才能实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倡议。

  国合信用研究院和国诚信公司开发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起到了信息化中央平台的作用,对“一带一路”中的“五通”规划出了清晰的信息化联通协作方式;信用管理及应用平台为社会信用提供了由点及面的信息化管理方式。这些系统、平台都是在信息化时代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表示,国际合作中心在建设国内知名智库的道路上,始终围绕“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不断探索,积极创新,通过这次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及其下属单位,将进一步完善国际合作信息、信用系统研究与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国际合作日益深化的今天,信用建设是推动“五通”发展、规避国别信用风险、有力推动新型国与国关系的基础性工作,完善的信用体系和信用服务有利于保障国际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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